中信泰富三重风险

中信泰富三重风险    越来越多的企业无法应对次贷危机的考验，落入金融杠杆操作的陷阱，亏损水落石出。    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中信泰富于10月20日向港交所公告了盈利预警，宣布该集团财务董事由于没有遵守对冲风险政策，在未获主席批准的情况下，越权在市场上与数家机构签订巨额外汇合同，该合同与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元汇率挂钩。在近期澳元波动之下，截至当前，中信泰富已经确认8亿港元的损失，可能的损失高达147亿港元。如果澳元汇率再出现波动，不排除总体亏损金额会比147亿港元更高。次日，中信泰富股价暴跌50%以上，多家投行将中信泰富评级下调至卖出，大幅下调目标价，投资者损失惨重。    中信泰富的困境反映了准国企、准金融类大企业的三重风险。    第一重风险，实体企业难脱金融市场引诱。与安然一样，中信泰富的行为，反映他们不止是从事矿业、物业、基建、航空的实体企业，更是一家进入金融交易进行对冲交易的大型金融机构。次贷危机之前的金融泡沫扩张造成两重后果，从事实体企业的赢利远远不如金融交易，为了锁定利润，一些实体企业纷纷进行各种各样的金融交易，其交易范围超出保值所需，堕入贪婪的美式金融风险的陷阱——如果进入金融市场，则风险难以控制，一旦市场发生逆转，相关企业只能认亏出局；如果不进入资本市场，面对金融市场泡沫期的高额赢利，心有不甘。暴利导致实体企业进入金融市场火中取栗。    第二重风险，准国企存在巨大的隐性担保，容易使风险控制成为具文。    从披露的案例来看，这些国企、准国企企业内部财务纪律不严，容易被交易对手与投行引诱。无论是中信泰富，还是前此的中航油，都是大手笔进行杠杆交易，亏损额巨大：2004年，在新加坡上市的石油交易企业中航油因从事油价投机衍生交易而蒙受了5.5亿美元亏损；2005年，负责中国战略商品储备的中国金属交易员刘其兵，因在伦敦金属交易所进行铜的卖空交易而亏损6亿美元。由于拥有隐型的政府信用，外资金融机构愿意赋予其高长度的资金杠杆，从亏损额来看，这些企业的执掌者赌性十足，未能及时平仓，也没有受到有效监管。    中信泰富案例再次印证这一点。中信泰富买入外汇金融衍生产品，据称是为了对冲投资澳洲矿业一个涉及16亿澳元矿业项目的外汇风险，但在外汇衍生投资，实际上最终持有90亿澳元，炒汇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四倍多。公司与香港数家银行签订了金额巨大的澳元杠杆式远期合约，与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元汇率挂钩，实际上是做空美元、做多澳元，这些累积外汇期权合约风险无限制，如果澳元汇率不能升到公司与银行事先约定的水平，中信泰富必须定期购入大笔澳元，直到澳元汇率上升到有关水平为止。近期澳元大跌，公司实际亏损8.08亿港元；仍在生效的合约浮亏达147亿港元，并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如果主要控股股东中信集团不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中信泰富将陷入破产境地。    中信泰富表示，由于该集团财务董事没有遵守风险政策，在未事先取得主席批准前签订合同，导致亏损，财务董事张立宪与财务总监周至贤现已辞职，据悉荣智健女儿、公司财务董事荣明方涉嫌买卖亏损，已被调离财务部，并要接受降级和减薪的纪律处分。投资者更感兴趣的是，如此巨大的交易，母公司是否真不知情？公司风控机制为何如此之差？    第三重风险，财会制度失灵，存在可怕的表外业务。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企业2007~2008年间在澳大利亚可能投资超过300亿澳元，投资额为此前一年的3倍多。有中信泰富这一前车，国人更加担心，那些纷纷走出国门的其他大型中资企业，是否从事了类似交易，还有多少亏损隐匿在表外？    中信泰富事件显示出财务及信息披露制度的软肋。由于目前会计准则中存在争议，某些投资资产划入表外，不到特殊时刻，投资者并不知道亏损额度，甚至不清楚是否已经发生了亏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信泰富早在九月七日已知悉在外汇衍生投资录得巨额亏损，在六星期后才正式向外公布。根据现行上市规定，没有规定上市公司要具体披露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组合，例如累计认购期权(Accumulator)、抵押按揭债券(CDO)及信贷违约掉期合约(CDS)，在信息披露不足下，投资者往往蒙在鼓里。    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一些金融公司投资亏损巨大，他们呼吁不按照市场的价格计提损失，如果公司游说成功，全球资本市场将面临更大的交易与道德风险，公司损失无法浮出水面。每次泡沫崩溃与金融危机，都应该成为加强监管的契机，而不应成为公司侥幸脱离制度的理由。幸亏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连出公允价值、持续经营、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等新规，以降低道德风险为上，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表外业务、公允价值，更是软肋中的软肋，亟需受到监管。  注：此文为亚洲周刊本周专栏，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