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评论领会”(不盼望转载，只与同志分享)

我对电视评论的一点思考：如何挑选标题与阐发观点 电视评论，与我们所熟悉的报刊评论，在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媒体就某一新闻事件所发出的议论。家喻户晓：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发生后，其完整的传播链，势必由三部门组成——新闻、调查和言论。“消息”是针对事实的客观性描写——因为新闻是“易碎品”，对实效性的要求很强烈，所以，当该事件甫一产生，媒体老是寻求“快”字当头；而为了实现这种“快”，记者容易疏忽其资料的正确性和完全性，这也就使得早期的报道，“即时性”和“碎片化”并存。然后，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刻，媒体渐次勾画失事件发生的大背景和内在逻辑，也使大众能渐次总体掌握事件全貌，不至于失之片面。当新闻事件的轮廓、逐步清楚之后，“评论”的工作，也就可以由此展开了——我们会依据本身的价值观，对事件中应该值得被人关注的处所，详加阐释或分析，鞭挞弊病、彰显正义。“评论”或者“舆论”，更是作为一种媒体重要的议题设置手腕，从而领导舆论向着踊跃、有效的方向探讨并思考。 自从有了互联网的参与，言论的空间已经大大拓展。众所周知，互联网的特点，就是“即时、海量、开放与互动”。资讯和言论的丰盛性与多样性，皆凌驾于传统媒体之上。而做为电视人，我们也发明，电视愈来愈像是一种“陪同型媒体”，它逻辑的周密性和和威望性，实在，都在不断地被互联网所解构，特殊是对收视率的要求，使得电视对娱乐性的诉求更增强烈。随着电视频道的无穷度扩大，观众在收视时间方面的“抉择成本”日益增大；同时，电视也不得不发明出更多的“谈话节目”或“时势述评节目”，来填充其的漫长播出空间，力求下降成本、保持生存。这种两厢照映的“大跃进”，所造成的最凸起的成果，就是电视言论的总量固然增长了、但社会影响力却日趋降落。不外，也是拜互联网所赐，从BBS、MSN、ICQ、OICQ到Blog、Twiter、Facebook等形式“自媒体”发达有加，媒体之间的“言论交互”也渐成繁盛之势。社会舆论与社会机构和组织之间，在甚嚣尘上的议论声中，博弈中维系着均衡、趋同中保持着差别、信息错误称中试图同一、在互动中求得双赢，同时也使传统媒体拓宽了视线，增添了话题的宽泛度和纵深感。人们为什么如此急切地需要评论呢？我认为，除了国民表达权使然之外，这也是信息爆炸时期，人们短期内濒临事实本相、“本钱最低”的一种有效手段——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无法彻底满意人们对世界的懂得欲望，人们需要通过专业“评论”的方式，来贯串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并揭示出问题的本质，正所谓“透过景象看本质”。当传统媒体的触角，无法涵盖所有资讯的时候，这种带有极大“信息集成”功能的“观点展现”，势必就成为其最大的卖点！不“观点”的媒体，注定是没有价值的媒体。 我们信任：坚持舆论活气最佳的措施，就是要激励媒体“敢于说明观点”，这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在人们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能够通过思维的沟通、达成共识。在东方卫视做“新闻评论员”凡七年，我简直天天都在问自己三个问题——“什么是今天最重要的新闻？我将怎样为您解读这些新闻？我的解读能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价值？”2003年上海卫视改版为东方卫视的早期，我本人在晨间节目《看东方》负责“读报”板块。与当时央视二套的马斌、凤凰卫视的杨锦鳞和江苏电视台孟非三位同行的“读报”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经由详尽的剖析和思考，将单纯“读”、改为“重写导语”的过程，就是争夺“从报缝里读出新闻的价值”。重写导语，是要将新闻从新进行“拆分和化合”。扬弃掉琐碎的局部，将其最主要的内容，重新提炼出来，这需要跳出“线性思维”，联合新闻背景，对新闻的关联性做出最有价值的判断，然后再做深度发掘和反思；。我们不妨举个例子：2003年底某日，在浙江海宁，由于迷信的大众在野外祭神，可怜引发一场大火，导致多人死伤。第二天清晨，各大日报都登载了这则新闻，但其内容只能够一条简讯的量，于是我跳出新闻本身，说了这样一段话道：“谁来为海宁大火中丧生的41条人命负“引导责任”？他又该负什么样的“领导责任”呢？如果你是一个检察官，你至少能够在下列几个方面去质疑：一、为什么封建科学活动在海宁会“野火烧不尽”？“两手都要硬”为什么在海宁会变成“只有一手硬”？二、为什么发生火灾的违章建造会存在数年之久？有关部门领导该为他的不作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三、为什么在党的建制建全的情形下，村里的神汉以及他所带来的市场会没人去管？事故当然是要调查原因的，但是灾害的演化过程，可能比事故构成的详细起因，更能够让人感触到悲剧的震动。”电视画面上呈现的，是《解放日报》的那条消息，但我们却给了观众“新闻的价值”。当然，对这样一个在电视上“纯谈话”的节目，因为表现情势的过于单一（只管也有报纸跟图片的衬托），所以，控制好奇特的新闻语言节奏，在这里已经不是“奢靡品”、而是“必须品”了。经过我们的摸索，特别是对美国CBS《60分钟》等王牌节目的研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节目标方式：包含评论员的书面语化、节奏感、表示力，乃至古汉语中才会要求的严厉的平仄和押韵，力求每则评论式内容，都能短小精悍，直指人心：例1：“南京大屠戮留念馆到底该不该收费呢？同意这个观点的人说：收费，只要要一个理由；但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人说：不收费（停顿一下），不须要理由！”例2：“美国士兵与提克里特大众个别是意见不和的，然而在萨达姆被捕的消息发布多少个小时之后，双方终于有了共鸣，那就是：这将是一个血腥的圣诞假期。这就是《耶路撒冷邮报》昨天发表的文章：《伊反美武装发出忠告：美军将面临血腥圣诞假期》。”例3：“义务教育的“义”字，可能已经被各种名目的乱收费改成了“利”字。九年责任教导期间，你的孩子带回家的帐单可能会包括：（主持人掰手指数，越读越快）援助费、借读费、书本费、代理费、校服费、牛奶费、补习费、实验费、运动费、课外读物费、杂费和班费等等；现在简略了，从今年的秋季起，全国任务教育阶段将履行一费制，只收杂费，不收膏火……” 从“读报”所开端的评论员生活，让我更深入底感想到：讨论中的一招“破敌”，只取决于“一击中的”时，你所能够发出的功力——等于政治智慧和新闻智慧的力气！所谓的“新闻实质”，只能从“新闻背景的整合、事件发生的逻辑推理和新闻价值的判断”这三个方面综合得出。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题材，都可以被列入到当日评论的话题序列。取舍话题的才能，也成为考验评论者水平的一个症结！我个人遴选评论题材，一共有三个尺度——一、题材自身存在“重大性”，也就是它正在或行将对咱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形成重大的影响二、富有独特的“争议性”，可以引起普遍的社会共识，激发出人们强烈的参加探讨的愿望，那种只能提供“单向度”思考的话题，纵然再富有技巧含量，也一定不会是好话题（譬如某些著名刑事案件，虽然触目惊心，但并不能成为评论的话题）；三、它必需要能激发出评论员抒发出“独到性”的观点，甚至，这种观点的独到，是具有“排他性”的。那种动辄“骑墙头、谁都不得罪”的评论本身，不具备任何新闻价值。其实，互联网的传播，已在赞助我们认清这个大趋势——好比，哪些新闻可能同时名列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人们对于哪些新闻评论和留言最踊跃？哪些新闻引起的争辩、包括传布后果最激烈？…… 必需否认的是：跟网络达成“共振”的评论话题，虽然不错，但缺少独家性。在我懂得中的新闻的价值排序，顺次为——重大性、独家性、关系性、运气感和信息量。电视本身的媒体功效，亦足以令我们发现更有独到价值的新闻。在媒体竞争日趋剧烈的今天，除了新闻的首发权，“言论的首发权”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譬如，2006年11月29日，我曾注意到、我们收录的一则本地电视新闻——南方某有名的城市的政法部门，正在开展一场声势浩瀚的“扫黄”风暴。当天下战书，在这座城市”卖淫嫖娼“最重大的地域，警方召开两次公处大会，将所抓获的一百多名涉嫌把持、容留、逼迫妇女卖淫，路边招嫖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等违法犯法职员，公然示众，以儆效尤。这个新闻令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快。我决议，在当晚的《东方夜新闻》中，在全国媒体中，首次对这种“游街示众”提出质疑：该市政法部门的行为，本身是否涉嫌损害了守法者的尊严？而违法者本身该不该“有尊严”？也敏捷蔓延为那几日媒体谈论的焦点。通过此事，我重点论述了“针对私权的个体，法无明文不为罪；针对公权的机构，法无受权即制止”的法律精神。应该说，这次评论所起到的社会效果全在预料之中。我们遭碰到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事实中的诸多事例，甚至，比戏剧更加令人匪夷所思，评论话题的层出不穷，考验着媒体人的功力——第一，你是否领有基本的法治和人文理念；第二，是否能够占有国际化的视野；第三，是否对国情有深刻的熟习和理解；第四，是否有足够的胆识，敢于处在舆论的漩涡中而不改本质。前三点容易做到，但最后一点，真要实现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南方都市报》在器重评论方面的实际，很值得电视人鉴戒——当年《南都》曾辟出四个版面专做评论，彼时，全国的报业同行，都不看好这样的做法，一份地方媒体何以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其评论的性命力呢？可事实证明，评论版面的巨量化，使得《南都》的文明感更加厚重、价值观更加赫然，也促生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经典的报道，提高了记者采写新闻的品质，同时，《南都》评论紧跟着本人的独家消息之后，再度发出发人深省的看法，树破了意见首领的位置，更推进了新闻报道的突飞猛进……这报道与评论气力的相辅相成，令《南方都市报》在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媒体！ 好的评论，固然是评论者“求异思维”的体现，但并不代表一味地“别树一帜、哗众取宠”。做为大众媒体的代表，你至少不能挑衅公家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前未几，我们有一个栏目，曾就某地的“大学生杀厂长案”，进行了一番讨论——杀人者的同窗，打算替凶手求情、盼望死者家眷能够谅解他的行动……这个话题，不仅显明违背法律正义，也有悖于人情世故，故而，属于“一出手、就失败”的典型。我们前面说过，因为评论本身，具备一定的“信息集成意思”，它还应该提供出较为丰硕的信息量。一个好的新闻评论人，必须拥有很强的“关联性”思考，也就是说，他能用自己的常识积聚、尽力考虑和进一步考察，来穷尽所有可能——辅助人们从表象中，发现出更深刻的问题。不妨照搬一下胡适先生的观点，评论者必须是“勇敢假设、警惕求证”，你能将视野拓展到多远，你的播种就有多大；你将素材筹备得有多充足，你的议论标准就会有多深入。2010年3月29日，在济宁洸府河桥下，人们发现了一些被当地某医院摈弃的婴儿死尸，当时我做评论时，已经有不少媒体，对该医院拿逝世婴当医疗垃圾轻率处理，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批评。我自己认为，医院固然有其不当之处，但或者这里面，还有不为人所关注的轨制因素。于是，我查阅了大量医疗规章和民政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判断——“……如果我们不选用‘医疗垃圾’的称说，也许，卫生部门更违心用一个谨严的大名——‘医疗废弃物’来称谓这些因为流产或病亡而产生的死胎或死婴。但我查阅了《医疗废物治理条例》和医疗废料分类目录，感到在‘病感性废物’的种别里，唯有‘诊疗过程中产生的人体放弃物和医学试验动物尸体’可能与此相关联，但把完整死婴放在这儿，又不大适合。   死婴如何处理才算妥善？我曾试图搜寻相干的法律规定，哪怕是暂时的地方性法规，但结果却让我大喜过望——没有！真的没有！只有对于‘无主尸体’处理的划定：‘普通须经过公安、民政等部分，开具相关证明，实行完一定的手续，才干终极进行火化。’这里面最要害的地方，是要开具‘死亡证明’。但医院正常不乐意这样做，因为开‘死亡证实’，首先要由公安机关做鉴定，那你医院如何证明婴儿的死因、不是因为医疗事变呢？你又如何证明婴儿是死在医院接手之前呢？……各类繁琐的调查程序，肯定是医院所不愿面对的，但没有‘死亡证明’，医院就无奈将死婴顺利火化，而原来应答此事‘兜底’的民政部门，更是决然毅然不愿承当这份义务——火化的用度没多少，但为此所冒的危险可不小。恰是这样的制度困窘，才会导致医院不得不采用某种特别的处理方法、以狡兔三窟、化解风险。   北京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在接收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生下来就是死婴，病院可以直接处理。’什么才是最合适的‘处置’？我们只在某医院在网上给征询者的回答中看到，他们是这样写的：“您好！很负疚，这是医院统一的处理办法，在这里不便利告之。”   终于，济宁的洸府河桥下的21具死婴，向我们揭示了这个蹩脚的谜底。”（成文刊载的题目为《“死无葬身之地”的制度困窘》） 电视，是民众传播的工具。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分众化”趋势，我们发现，电视的主力观众，越来越朝着“两低一高”的方向发展——亦“低学历、低收入和高年纪”。这种世俗的偏向，也必定请求电视人，更苏醒地意识到“深入浅出、令人着迷”的重要性。我们在电视上所使用的语言，必须跟平素在报章上撰写的文字不一样，我将其比拟“极其”地归纳为：宁肯让它“有趣而不崇高“，也不能让它“高贵而无趣”。否则，绝大多数观众接受起来，就会觉得很吃力；而若不能让观众先顺利接受到您的信息，又怎么让他们进而去接受您的观点呢？于是，我在做评论的时候，首先要防止“掉书袋”，也就是不必生涩难懂的典例和语言，同时，在某些语言的次序上，也有意做出调剂，以期有利于观众的记忆和辨认。广播电视的语言，与书面的文字最大的不同，就是声音是“线性”传播，而文字则属于“非线性”流传。譬如您翻阅报刊，可以先看下面、再看上面；或者是先看后面、再看前面，假如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倒过来再看，较少受时间的限定。但广播电视就不行，昙花一现，难以掌握。我们不妨举个小例子，如果您正收听电台的交通播送，主持人提示您：“大北窑桥由南向北方向、四惠桥由西向东方向，向阳门、建国门、振兴门、公主坟……等立交地带，路面状态拥挤，请司机友人们绕行。”试问，短期之内，能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些内容、并做出反映呢？所以，应将这段语言的开头，设计成轻易引起关注的句式：“如果您不想被堵在路上转动不得，那么，就请必定留神收听我下面将念到的路名，由于这些地方，目前正拥堵严峻……”然后，再将路况信息逐一报来。利用这种“重点前置”的叙述，不仅提高了传播效力，而且，还更加合乎人们的思维习惯，显得亲热平直。我自己做电视评论的这些年，所养成的根本表述习惯，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对事实的陈说，一定要扼要简要；进入话题要快，毫不快人快语；用最短的时间，将事件的重要进程扼要复述之。平面媒体的时评，基础也是这样做的——第一段，往往都是极为简洁的”引言“（即是新闻事件的缩写），其实这也是导入正式评论、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大略因为我长期做记者的缘故，素常我采访别人，更多是发问为主，故尔我较为在意进步“单位时间的应用效率”。我不乐意说空话，尤其是“流畅的废话”，权衡一个记者的程度，就在于看他提问时敢不敢“单刀直入”，以及在对话中对节奏的把持。而考验一个新闻评论员的本领，则是看他能不能一下子就捉住问题的关键，率先发动攻势。我在“读报”期间，甚至一度自我规定，至少每45秒钟，要在表述中发生一个高兴点……当初看来，确实太机械了。但不能否定，如果我们在短时光内，不能一直地供给新的信息，观众确切会将我们抛弃！第二，评述过程中，大批地进行设问与反诘，避免简单地下判定。比如：“如果开大会，您有机遇上台发言，但刚说了三分钟，就被人给轰了下去，我不晓得，你心中会做何感触呢？偏偏这样的糗事，昨天，就让许昌市魏都区的一个区委副书记给赶上了。而如斯‘没礼貌’的人，偏偏是市委书记毛万春……”我用这样的语言定势，不仅是为了激发观众对话题的兴致，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是想让大家保持一种较为同等姿势来看待事件、进行开放的探讨，毕竟“疑难句”，总比“祈使句”或“判断句”，留给大家思考的空间要大得多！这条“书记轰人下台”的新闻，在当地的媒体报道中，被描述为“市委书记不喜欢打官腔、认为某副书记照本宣科、没有翻新，才当众将他轰下台的”，但我对这种做法，始终充斥质疑，所以，在后面的评论中，我处处皆是疑问句——“第一，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当地的政治生态，仅凭这一件事的报道，就判断市委书记确定是真抓实干，这个答案给的是不是太早了呢？毛书记在会上如此地不留情面，到底是出于公心、仍是出于私交呢？到底是对事、还是对人呢？究竟我们也见识了不少‘嘴上说一套、底下做一套’的官员；第二，既然他的发言稿，已经当时发给了各位市领导，为什么您不事先审视一下呢？就算发现了问题，让人家先改好了再讲嘛！对干部是爱惜，对加入大会的其余人也是一种尊敬，干嘛非要当场让人家下不来台呢？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一把手的权威，是不是也显得有些太刻意了呢？第三，创立工作诚然重要，但动不动老搞‘大排名’，还通过新闻曝光，这算不算是一种变相的政绩工程呢？说空论的官员，当然不遭人爱好，但谁能保障，这种废话背地，不是某些官员们想借此表达更多的无奈与抵制呢？”我并不直接说出我的观点，但是答案自由人心。第三，避免使用书面语（诸如“独一无二、无庸置疑”等等），多用短句，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应用排比句（当然，有时要渲染情感的地方除外），在沉着客观的评述中，说人话，总比打官腔受人爱好。在评论中，尽可能多用“举例子、做比较、打比方”的方法。这样做，既捕风捉影，又活泼简练。比方，今年四、蒲月份，南中国持续不断的降雨，让广州等一些城市变成了泽国。据说光是广州市丧失就高达一百多个亿。我在评论的开头就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政府对不起庶民，要报歉。尽管天灾没法预感，但能在自己身上找弊病，总比把问题，一股脑地推给老天爷强！”而这场灾害，正好遇上世博会召开之际，于是我做评论的题目，就是《应当举行一场地下“世博会”》。在这个评论中，我所举的例子，就是把百年前的法国的下水道建设和世博会荷兰案例，拿出来跟我们作对照——“您可能看过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是怎么把那位年青的革命者救出巴黎的？人家是从下水道走出去的。要知道，一百多年前，巴黎的下水道，管径就已经到达3米了……再看看世博会上，荷兰鹿特丹案例——荷兰的全国，都处于海平面以下，发生内涝的几率很高，于是，人家在造城的时候，就提前预留了良多低洼的地方，比如修了很多下沉式广场，不下雨的时候，可以当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下了雨就常设表演一下蓄水池，把水先往这些地方引，而后再集中抽排，或者是等候水天然干枯，这真是一举两得！花钱未几，但效果挺好！”至于“打比喻”，我则是这么表述的——“城市地下的这个宏大体系，维系着整座城市的命根子。一个表面上再美丽的城市，如果地下系统的技术陈腐、计划分歧理，那么，就像一个内脏器官有病的人一样，称不上真正的健康。而且这种病，是慢性病，平时看不出来、可一旦发生起来，够让你受罪的。”综上所述，最好的电视评论，不能仅仅是理性的浮现，还要有理性的表白；不能仅仅停留在批驳上，更要有建设性的意见提出。我以为，在一个意见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评论的功能，并不是让人们简单地断定“孰对孰错”，重要的是，评论能提供一种更新的对待问题的视角！而这个“角度”，必须带有人文关爱的颜色，制度探索的精力，和推动社会建设公正正义的启蒙情怀！ (此文是应《电视研讨》之约，草就于2010年6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