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谈五四之“旧”

叶匡政：谈五四之“旧” 《新京报》推出的“五四”特刊很有分量，一些提法也有新意，为大众懂得五四提供了一些新线索。比方陈平原说“五四”对咱们“既是历史，也是事实”，谢泳的“五四处期率”，孙郁的“公道的文明生态观”，林贤治说的“文学犹如历史一样，是能够倒退的”等，都为人们复习五四精神供给了新角度。尤其许倬云访谈，在极简的篇幅里，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反思五四的路线图。信任他们的批评性思考会像一个助产师那样，带动更多人对五四真精力、真价值的追寻。 《新京报》关注的是五四之“新”，新思潮、新文学、新科学、新教导、新公民等，这与五四“除旧布新”的历史目的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新”与“旧”，五四有过屡次争辩，但当年多数人是把它们看作一个彼此作用的整体。不仅章士钊有“新旧协调”论，李大钊也提出过新旧“并存同进”论，认为“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张之洞从前有个说法，认为只有新不要旧，很轻易落下“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的结果。 细察胡适文献，他之所以坚称五四是中国的文艺振兴运动，表明的仍是他对旧的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改革，而不是捣毁。胡适谈到五四时说：“因为接触了新世界的迷信与民主的文化，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感性主义回生起来。”又说：“刮掉其名义，你便会发明，它的形成因素实质上是中国的根柢。”而后来启蒙运动的提法，重视的则是这场运动的政治意味。 人们提起五四，直观印象是它的“打倒孔家店”。然而，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在态度，人们仿佛已探索得很少。五四运动前，构成中国人意义世界的骨干是儒家文化。儒家有两大价值体制，一个是以“仁”为中央的人文主义精神，一个是以“礼”为核心的宗法伦理。五四活动真正攻打的，实在是儒家讲求等级尊卑的礼教伦理，在袭击中，成心含混和疏忽了儒家“仁学”的人文与道德价值。他们采用的策略也是将“礼教”跟“孔教”混为一体，避而不谈“仁学”思惟系统中的人文精神。 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立场，就是胡适提出的“整顿国故”。1919年年底，胡适发表文章，将“新思潮”演绎为研讨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种义务。他明白主意“整理国故”，认为“整理就是从乌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来龙去脉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思来，从果断科学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很显然，胡适把“收拾国故”看作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局部。在这一思潮带动下，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古代政治思维史的研究，顾颉刚等提倡的民俗和“古史辨”，都成为那个时期最主要的学术结果。 可以确定的是，五四思想者在激进反孔的同时，对儒家仁学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大多持认同态度。余英时有同样见解，他以为五四常识分子对西方思想“会真正热情回应的，只有在他们本人传统里发生回响的那些价值和理念。”杜维明认为五四运动“损坏和打扫儒家的僵化部门的躯壳的情势末节、及约束个性的传统堕落部分。它并不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清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露出出来”。 至于五四为何会给大家留下全盘否认儒家的印象呢？陈独秀说过一番话，很有象征：“譬如货物交易，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斯，改造的主张非常，社会的惰性当初只能否认五分，天然的成果只有二分五。”本来激进的姿势，不外是为了给传统文化留出讨价还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