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一个岑寂文学符号的终结

   作家浩然去世，在文学界多少掀起了一些涟漪。然而对于从从65后到90后的这几代人而言，这位逝去的老人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可以说，他就像一个岑寂的文学符号，悄然消逝于时代的长河里。   须知，他曾是《艳阳天》（1965年）和《金光大道》（1972年）的作者，在那个特定时代，他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者。然而那两个年代符号也注定了他的作品濡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其创作的文学典型明显缺乏了足够的“人性”和“艺术性”。正如文艺评论家雷达所言：“总体看，《艳阳天》是他一生最好的作品，观念上的扭曲和中国农民真实的血肉生命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并置在同一个文本里。‘文革’期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走了弯路，也曾写过文学赝品。”   但是，从生命和自然的关系看，人总是时代的奴隶（尼采语）。故浩然的“文学赝品”固然充满文学被漠视被扭曲的专业瑕疵，但其创作灵感和思维却处于一种单纯的激情状态，他对中国农村农民的挚爱用一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清新语汇表达了出来。洗尽铅华，淘金政治迷潮，《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文本的淳朴和语言的干净是很多新生代作家所无法做到的。他一生为农民写作，也为农民所爱戴也体现了一种让人尊敬的执着与忠诚。所以，从人格魅力，从文本质量，从创作激情诸方面看，浩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挑剔。   遗憾的是，浩然的悲剧在于（如果算是悲剧的话），浩然17岁时（1949年）从事共青团工作，因而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作家，所以对政治的敏感程度极高。和郭、茅、巴、老、曹等老一辈的作家而言，他少了他们建国前期的艺术高峰创造期，因而随政治起伏的文学作品只能是烙上深深的印记。以郭、茅、巴、老、曹为例，他们的文名算是远播海内外吧，然则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不也是随政治起伏，写下了诸多被政治绑架的文学赝品吗？如郭老的《炮轰麻雀》、《腊梅花（1958节选）》、《宇宙充盈歌颂声》等，如性情耿介不惜投湖自尽而保持知识分子气节的老舍先生也创作过大量“社会—时政”模式的话剧作品----《方珍珠》、《龙须沟》、《一家代表》、《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家是明知文学和艺术的不相兼容而违心为之，巴老在其晚年的《随想录》里就不惮于忏悔这种“违心”。浩然则和这些前辈不同，他对此类写作充满真诚，可以说是忠诚，是老实人说“老实话”---被政治激情的理想主义所蒙蔽的老实话。就此而言，浩然的写作虽然乏了艺术特色，但其作品中依然充溢着一股“浩然”之气。所以，时代成就了浩然，浩然也无可避免地“汇聚了历史的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的矛盾。”（雷达语）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浩然在改革开放的新文学时期不断地尝试吸收新的文学思潮，与时俱进地和现实主义的改革同步，但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在引起大的反响。可以说，他的创作激情已经完全在那个激情时代燃烧殆尽。他的作品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瑕疵，但他无怨无悔的红烛精神在现代作家当中是独树一帜的。   现代人蓦然回首于浩然的文学作品，感叹文学性不足，政治教化痕迹过重是自然而然的。但这并不说明现代人的认识有多高明，也不意味着浩然的文学创作有多可笑。因为现代人和浩然物理绝缘于不同的时代语境里。两个不同时空里的审美主体对话，现代人若将浩然置于现时文艺评论坐标上进行拷问，不免带有“关公战秦琼”的时空错位。煌煌然的红尘大众和新生代作家，在大众文化的洪流中似乎实现了多元自我。然而在不久远的未来，那时人们评价今日作家作品，一定也会看到当今作家的硬伤性瑕疵。   尤进者，文学是否能够摆脱政治性,即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也值得人们慎重思考。当年鲁迅梁实秋交恶论战，就是仅仅围绕这个主题，梁氏否认文学的阶级性而周氏确信文学有阶级性。笔者倾向于鲁迅先生，人是时代的人，总摆脱不了现实环境和所属阶级（阶层）的政治立场的制约，任何时代莫不如此。文学若此，其他艺术也莫不如是，著名如美国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对美国政府放任索马里人道灾难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默然噤声，然而对北京奥运却发出不应有的政治杂音。笔者并非指责斯皮尔伯格，而在印证文学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的如影随形。   再回头看浩然这个人，那些作品，理性的现代人应该释然许多。窃以为，评价历史人物，除了秉承具体的和历史的观点，给予其充分的政治宽容外，关键要看其人生态度和历史品质。浩然的政治热情、创作激情建立在一种单纯的农村情结之上，凭此其人其品即可不朽。   当然，作为文学家的浩然，我们不妨淡然地让这个已经岑寂的符号消失于时代的记忆中。（本文刊于26日香港文汇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