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和当局者的中国观

    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犹如巨石击水，在波诡云橘的大国格局中激起阵阵涟漪。关乎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争论鹊起，要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声调也陡然高了起来。对此，中国官方表现理智，不少媒体则认为是西方对华的新一轮“捧杀”。一来一往的博弈，颇有些《三国演义》里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意味。国际社会谓华之强，确有试探和猜忌之意；中国低调回应，也有韬晦自保之意。一句话，对于中国的国家定位，是旁观者清当局者不迷。   客观的情形是，中国一直在发展，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从政治大国到经济大国的升华，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对此，中国没有必要否认。何况，中国也在推进国防现代化，同时向全球展示软实力，一部展示中国形象的宣传片在国庆前夕将向全球观众播放。因此，成为全球一流强国，是中国翘首以盼的理想。   问题在于，中国的强国之路依然漫漫，至多可以说处于由大到强的拐点上。在此关键时刻，作为旁观者的国际社会和作为当局者的中国人审视中国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对旁观者而言，主导全球的西方强国要么对中国的崛起忌惮，或采取围堵之策或让中国承担更多全球责任；要么鼓吹中国崩溃论；对当局者的中国人而言，自大者以为中国可以对西方强国说不；自谨者则强调韬光养晦，以低调求得国家利益最大化。   在我看来，无论旁观者还是当局者，产生这样的情绪都是极其正常的。国际社会，就像放大的人际关系，一个或几个牛人，自然不愿意为后来者所超越。因此，对于后来者只能是或打或拉，后来者自然要保持清醒头脑，倨傲或自卑都是要不得的。   现实是，美国意识到了中国的强势，在地缘政治上从欧洲和中东东移至东北亚和东南亚两翼，以在战略上形成对中国的链型围堵之势；在经济上对华筑起贸易壁垒；这是有猜忌而实施的“打”。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如朝核、伊核、阿富汗等，美国则要求中国发挥大国责任。尤其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层面，美国曾单方面地设计出“G2共治”模式，这是对中国的“拉”。国际社会，无论是联合国、各主要组织还是欧盟，都不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来看待。尤其在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问题上，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紧盯的焦点。   因此，围绕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和争议，归根结底还是“责任”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时代，欧美日传统强国遭遇困境，中国国力趋势性上升，把中国视为“发达国家”自然是要中国分担更多全球责任。就此而言，其中固然有阴谋化的意味，但也不全是捧杀。对中国而言，国力强盛是事实，作为全球化程度最多的国家，承担和其国力相称的全球化责任也是必然的。理性而论，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发展较快，模式新颖而且有可能超越美欧资本主义模式的新型强国。在此语境下，中国也不能将自己视作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不必否认，国际社会把自己看成是发达国家有利己因素；但中国刻意坚守发展中国家的底线也是策略之举。这既凸显利益为本的国际关系的残酷现实，也折射美欧主导全球的发展模式和中国发展模式的不相兼容和缺乏互信。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导致中国国家属性定位的关键因素。   当务之急，是旁观者的国际社会（尤其美欧日）和当局者的中国，都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中各让一步，妥协共赢，才能均衡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利益格局。具体而言，是西方国家对华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围堵态势，在实现互信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合理分配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责权利。同时，中国也要和现实的国际利益格局和权力平台实现对接，从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上和国际社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攸关。从全球化的视野布局和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对此，西方国家没有做好准备，中国似乎也有些浮躁之气。这两种不当的情绪交锋，才是让人忧虑之处。从美韩联合军演到中日钓鱼岛船撞事件，无不纠结着这种较劲式的博弈。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抑或其他大国、强国，只有综合他人和自我的评价才能得出客观中庸的结论。对传统强国，对华战略最忌讳的是忌惮夹逼；对中国，最理智的是融入而非隔膜。     南洋商报专栏，刊于14日， 美国侨报、15日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