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5日星期二

《信息时报》专访 / 叶匡政:国学滋养下的优雅与幸福

《信息时报》专访/叶匡政:国学滋养下的优雅与幸福 (载《信息时报》2008年3月30日,记者:冯钰) ·《国学基本教材》,大陆引进的第一套台湾语文教材·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现代阐释·历经四十年打磨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验·四十年来,台湾人的青春时代都诵读过这套教材 信息时报:请谈一下引进《国学基本教材》的初衷、缘由和意义? 叶匡政:2006年我开始将出版方向转向了国学,这和我个人前些年的阅读有关。我三十岁以后,才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年轻时大多读的都是西方文学与文论。这些年的学习,让我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血脉。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龄,会清晰地感觉到,只有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感。你不仅要有个人的记忆,而且要有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记忆,这样你才能在现实的作为中感到光荣。这在过去几乎是个常识,但今天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我们现在就像是一群文化的孤儿,东讨一口,西乞一勺,吃得再多也没有自己家做的饭香。我们今天的虚无感、今天的功利主义,很多都源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失忆。傅佩荣先生有句话说的好:“国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一直在做一套国学普及类的书,遇到了很多障碍,组到的一些稿子总是不满意。因为大陆目前的学术体制,使得能做传统文化现代阐释工作的学者非常少,大多做的是校勘文献、考据史实、析解名物的工作,使中国传统思想的微言大义根本无法进入公共话语平台,更不用说指导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认知了。前几年就听说台湾在国学的现代阐释上做得很好,也听说台湾高中的语文教材大多为古文,正好遇见了语文教育家王丽女士,她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的语文教育,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心得很多,而且她亲自参与主编了人民出版社的高中语文教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权威。正好她在为台湾的这套教材寻找出版社,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合作。我们在等米下锅,她正好送来了最好的米,我觉得一切都是机缘。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此前也看过这套教材,他认为中国可能十几年都不一定能编出这样的教材。他是中国目前真正的国学权威,他的认识我认为应该接近真相。既然我们在短时间编不出来,那就拿来主义,台湾也是中国的一省,这个省既然已经做得很好了,别的省完全可以借来一用。我想,这些就算它的初衷与缘由了。至于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大陆引进的第一套台湾语文教材。我个人认为它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国学能够成为教材,其实预示着一场“国学革命”正在拉开它的序幕。这不仅是对1920年北洋政府教废弃文言文教科书的一次革命,也是对近百年来全面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我想,在未来中国的文化进程中,会有更多的行动、言说与事件指向这场革命。当然,这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信息时报:这套教材的编撰背景是怎样的?它有哪些优缺点,在台湾使用的效果如何? 叶匡政:这套教材在台湾叫《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四书的现代阐释。1967年,大陆在搞文革,台湾可能为了对着干,开始了文化复古。当时台湾的“教育部”要求所有中学必须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课程,于是就有了这套教材。四十年来,经过了多次的打磨、修订,可以说,这是一套历经了40年教学实践与检验的国学教材。它不仅汲取了台湾半个世纪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经验,而且影响过一代又一代台湾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从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可以说这套教材非常完美地解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它既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作了准确阐释,也极具普及性、社会性与现代价值。如果说有缺点的话,也是它最重要的优点,它真正实现了“用中国方式来解释中国的人文精神”,所使用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言说体系。不过这种言说方式与大陆隔绝已久,所以可能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近几十年来,大陆的一切学术与思维方式已完全西化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正宗的老祖宗的文化,反而像在看外来书籍了。目前台湾的“去中国化”遇到了非常大的阻碍,可以说就是这套教材的功劳,也是这套教材的教育效果。因为四十年来,一代一代台湾人都是在诵读这套教材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时光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感,和他们对青春美好的记忆就这样被连在了一起。在编书时,我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优雅的青春时光。 信息时报:这套教材以及考题,对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有怎样一些可资借鉴之处?您觉得它们是否可以逐渐代替内地现行教材与教育理念? 叶匡政:可资借鉴的地方太多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可以说是完全西化的,在我们的教材中,根本没解决“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更不要说做一个完美的中国人了。十多年的中国语文教育,可以说90%学生的文言文关都没有过。高中毕业后,诵读国学经典仍有巨大障碍。我们姑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部分东西不一定适合现代社会了,但谁敢说,这二千多年的文化中,就没有很多宝贝呢。这是一个有着无数宝藏的文化仓库,但由于语言的隔阂,这个仓库的大门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紧闭着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哀。要做一个中国人,就必须大量诵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对自己所生长的这个世代更迭的文化共同体没有深切的了解,我不知道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究竟来自哪里。这套教材,包括中国过去的私塾教育,除了能让学生熟练掌握文言文外,它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格陶治,这正是我们目前教育体系所缺乏的。儒家文化的基本就是修身,学问的目的,也是学习做人。这一直是我们教育体系中所没有的。西方国家可以没有,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宗教教育传统在每一个家庭与社区中,孩子们在家庭和社区中,就接受了做人的教育。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氛围,儒家可以说就是中国人心灵的教堂。这样教育理念,也正在改变。由于我们与自己的传统文化隔绝的时间太长,恢复起来还需要很长时间,但越来越多的人,我们的政府、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甚至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再过几年,传统文化的教育肯定会更多地进入到我们的教育体制中。 信息时报:梳理国学概念,在晚清约同“经学”,五四之后渐如“史学”、甚至国际汉学界所谓的“汉学”,那么当下社会“国学热潮”的“国学”以及此套教材讲述的“国学”,又是怎样的厘定? 叶匡政:国学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情况下,就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这套教材在台湾叫《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可以看出,在台湾“中国文化”就是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但因为在大陆,中国文化的含义更宽泛一些,所以我们就用国学取代了“中国文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这是没什么争议的,而四书又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典籍,所以这套教材被称为《国学基本教材》应该说是准确的。当然国学的范围很广,也有很多人进行过定义,但它从出现开始就是一个暧昧的词。它的诞生,暗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已被西方文化边缘化的命运。这两个字,本身就凝结着一代代中国学人,为抗争“西学”殖民中国文化而作的努力。今天,除了少数伊斯兰国家,西方的文化霸权几乎侵占了所有人类的文化领域。即使一个普通中国人,没出过国,不懂外语,但他理解事物、思考问题、评价历史、确立人生意义等等方面,用的都是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永远在变动中,但任何民族不可能抛弃它的传统文化,从头开始。在一个国家一切精神力量中,只有传统文化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统文化确实面临着现代化问题,但现代化的取向绝非只有“西化”一条路。所以国学的普及,不仅是为了争取中国学术话语的独立,更是为了重构一个全体民众可以共享的文化共同体,藉此唤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认同的新秩序。信息时报: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开办号称大师班的国学研究单位,希望可以打通专业局限,培养“通人”,据闻南大、武大也有类似的实验,但似乎成效不大,那么结合近年来的“儿童读经”热来看,您是否觉得引进此套教材,有一点“国学从娃娃抓起”的味道?叶匡政:我认为这套教材的出版,表明“国学热”正在回到一个理性建设的阶段。近年,国学热虽引发了一些国学书的出版,但大多带着偏颇的个人视角。大多数此类读物,对国学的解释方法是混乱的,对文化的评价是不客观的,甚至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转达是谬误的。国学好像热了,但热的是权谋诈术、风水阴阳、求签卜卦、歪曲历史,而那些真正能重塑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统人文精神,并没得到弘扬。这套教材的目标就是培养一种成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不仅超越了“五四”以来的思想境界,也是我们重新接受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与精神的一次尝试。因为教育的目的,从来就是为了塑造社会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帮助民众处理好个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群体、与自然、与历史、与国家、与财富等各种关系。40年的台湾教育说明,这套教材实现了这个目的。而价值观的培养无疑要从孩子开始。中国传统的私塾开始得更早,他们在12岁时,就要能诵读四书五经的大部分篇章。除了春秋、尚书这样比较难以记忆的外,其它的要全部背诵出来。因为这些都是中国人之本,你不了解这个思想,就不会理解这块土地,更不会理解这个土地上的人民。 信息时报:在现代社会、当下中国,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是否还适用? 叶匡政:价值观可以分为西方的、东方的,但一定不可能分为现代的、传统的。传统社会要孝顺父母、要对朋友忠诚、要对人讲信誉,应该重义轻利,我想到了现代社会依旧如此。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我想奉行的还是这些准则。今天社会令人担忧的是,普遍的价值观的缺失,这就导致了功利主义盛行。人的成功与否,最后都只用财富来衡量。一个常态的社会,它60%以上的主流人群,应该奉行的是基本相同的社会价值观,这个社会才能稳定,这个社会中的人才可能感到幸福。西方社会它虽然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讲求适者生存,但它同时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体系在安抚与教化人的心灵,这个体系在制衡社会。而中国不同,它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体系,自古以来,儒家强调的是天道就在日常伦理之中,你只有理解了儒家,才能理解我们的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它使人即使在挫折中,也能体会到生的幸福感,它时时可以抚慰你的心灵。中西价值观最大的不同,就是弥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它是贯穿于传统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西方的“天”是在俗世之外,而中国人的俗世之中,就有“天道”。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它为何在过去两千多年里发展得缓慢,因为它追求的是可持续的发展。 信息时报:目前的教育更多的是向专门化、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发展,以适应社会对技能人力的需要和个人生存的需要,在大环境如此,且考核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一套国学教材带来的冲击或改变,你期望它是多大?你期望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比如5年或者10年后,因此套教材而改变的东西有哪些? 叶匡政:现在教育解决的只是人生存的问题,它并没有解决人的信仰问题。人没有信仰,就无处安身立命,就无法明白真正的成功其实是内在的,与财富并无直接的关系。一个国家要有它的哲学基础,而一个人更要有自己的哲学认知,才能安顿他的心灵,才能在他遭遇挫折时也有所寄托。而这套教材教给人们的,就是这样的信仰,也是二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的信仰。它不是什么创新,而只是延续,延续这个信仰,并不会阻碍这个社会追求更好的发展。我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仅懂得我们何为中国人,而且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幸福、优雅的中国人。不像现在这么焦虑、这么麻木、这么粗俗,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的中国人,其实是优雅而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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